首页儿时真正的苦难，儿时最痛苦的回忆，不是饥饿，而是读书。一个最大的梦魇就是背乘法口诀表。还没学过计数我就开始背这个鬼表，3+7又怎么回事呢，要理解3×7是什么意思更难理解。乘法口诀表原本乏味，如果不明白它的意思，背诵更是要命。越背越烦，越烦越烦。这位急躁的父亲开始用毒打折磨我，后来他又以挫败折磨自己。要不记得受了多少责备，也不记得挨了多少次毒打。
小时候家有一条狗，每次我出门回来，狗儿总摇晃着尾巴，蹦蹦跳跳，我有时会觉得要是狗子是对的，用不着看书写字，不必背乘法口诀。那时如果是在练习和吃屎之间作出选择，我肯定会立刻选择吃屎。
父母爱子不必怀疑，但父亲教导子女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。孩提时代，我和父亲的关系，不像父子而是仇敌。看起来我们之间除了被打和骂之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。只是关心儿子的学业成绩，一点也不在乎儿子的苦乐和悲喜，我没有感到一丝慈父之爱的温暖。爸爸去世多年后，我才能理解和宽容这位父亲，因为我教育儿子的方式，毫不留情地继承了父亲的“光荣传统”。年过半百了，我才真正认识到家教的问题。今日，我“声讨”自己的父亲，其实是自责。
我在向过去的自己道别。我与父亲完全相同——我们的生活非常普通；又与父亲截然不同——我可以接受平凡，并且可以享受平凡；父亲拒绝平凡，但更不能安分守己，因此，父亲从来都是面带愁容的，而我中年之后，总是微笑灿烂。通过自身的痛苦经历，我极端厌恶“望子成龙”的价值取向，它将温情的父母变成了冷酷无情的魔鬼，它让孩子的金发童年变成了一片灰暗。因为爸爸压力过大，整个小学阶段我都有些厌学，一直到初中一年级才喜欢看书，成绩也只能勉强过得去。三年级时，由于父亲越来越受到批评，他对我的学业越来越不感兴趣。您说怪不得，爸爸对我的学习越不上心，我对自己的学习反而越用心。以前是爸爸强迫我看书，慢慢变成了我主动去找书看。中学毕业时我各科发展比较均衡，偷偷看了一些“文革”前的小说，数学也不吃力。由不爱看书到想看书，我们乡下把这一情况叫做“玩醒了”，我真的像从傻瓜中惊醒一样。
中学生就是读书，远离父亲的“魔掌”，生活更自由，其实我比在家里更自律。虽然在中学时期是“文革”时期，但是邓小平已经出来主持工作，学校开始教文化课，高中三年一次都没斗过老师。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课，老师们教的很认真，同学们也很用功。全班同学课内课余都偷看禁书，除革命导师、鲁迅、浩然等极少数人的著作外，一切人文社科书籍均遭禁。这类禁书被称为“黄书”，就连《唐诗三百首》也被禁止，更别提写爱情小说了，写妖魔鬼怪的《西游记》，写妖魔鬼怪的《西游记》，就是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写得有血有肉的《红楼梦》。愈是禁书同学愈想「犯禁」，愈「黄书」同学愈想偷看，读书与亲吻一样，偷来的却格外香甜。偷看禁书紧张刺激，这就养成了我读书的习惯；下一位同学要看禁书，这又锻炼了我的精神高度集中的能力，同时也锻炼了我一目十行的阅读技能。那时候，没有了高考的压力，也没有了排名的紧张，学生们可以自由阅读。每个人都拿着家里的书到学校去传阅，一本书常常变成“猪油渣”，前后页全脱，书角全毛边，有的小说读完了还不知道书名。
我班有几个好读书的同学，几乎都在比武，谁声称自己读过了一本书，即使别人没看过，大家也会投上赞叹的目光。记得有一位同学叫胡利畅，他读书非常有学问，作文也写得很漂亮，有一次，他对我说，他读过郭沫若刚出版的《李白和杜甫》，我甚至没有听过这本书的书名，就觉得自己是浅薄之人。
中学毕业的时候，我读了不少中外小说，除了《金瓶梅》没有读过以外，现在通读的是所谓的“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”，《水浒传》的许多名句至今仍记忆犹新。由于高考的压力，现在的高中学生几乎不会通读名著，既不会读名著，也不会读名著。过度的压力、紧张的时间，会磨灭学生学习的兴趣，削弱青年求知的热情。因为阅读的门槛不高，阅读小说和人文作品是一种自然的行为，而对数学及其它科学知识的学习，与教师的课堂教学及课外辅导是分不开的，「先生领门」之后，「个人修经」才「修」。
同学们遇到一位什么样的老师，如同一位丈夫娶什么样的妻子，都是靠一个人的幸福和两个人的命运。吴先生毕业于华中师范，这是我现在供职的。有一次她见我爱瞎琢磨，常在课后还向她请教，便暗暗送我一本“文革”前的《初等代数》。这部数学书大约有四百多页，那时我如获至宝，立即从第一页学起，自学成材，就像一只猴子吃栗子一样，不知道该怎么下口，一开始进展很慢。遇到拦路虎时，不好意思常常打搅阮老师，害怕别人说阮老师是我的偏心，又无法和同学讨论。有一天早上下课后，阮老师问我学习到什么地方了，我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自己的困难。看到我自学困难，她要求我每周向她报告一次困难情况。每个课后的练习题，不分难易我都做了一遍，做上记号难题第二天再做。每次课后，我都要在脑海中复述这一课的内容，归纳其重点、要点和难点，然后再进入新课时，先复习一下前两节课。一段较长的自学时间就掌握了一些诀窍，不仅进步越来越快，而且越学越觉得有味。揭秘就像攻破了一座城堡，我就像冲向敌人的城楼，挥舞着红旗的战士，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豪情。
在学习了“初等代数”之后，阮老师送我一本《初等几何》。与解代数题相比，我更喜欢证几何。有时候一道难题要证明几页纸，一道难题证明出来后的成就感，没自学数学的朋友不能想象。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回归时，我们那儿也举行了数学竞赛，我在2000名选手中获得了第三名。假使当时像现在这样划分理科，毫无疑问，我将被划入理科班。同样，我的作文也写得很好，语文老师鲁绪卿和胡仲弼也经常给我戴上高帽子，可我的作文在班里却不是很好。
那时数学比现在高中数学的难度要小得多，竞争也不像现在那么激烈，也许我把自己对数学的兴趣，当成自己的数学天赋，恰如喜欢美颜的女生，把照片里的玉容当成自己的脸。三年的高中生活虽然是在“文革”中，但是我的求知欲望极强，遇到老师十分严肃，因此我的学业并未过分荒废。学业进步极快排在第二位，关键是养成喜欢阅读的习惯，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而且初步培养了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。
从自身经历来看，我一直认为兴趣并不是天生的，它是后天获得的结果。俗话说得好，把门出相，过去误认为是得自遗传，其实全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。小孩在什么样的家庭里，要遇到什么样的老师，他会喜欢什么学科或者讨厌什么学科，这有点像从前的女孩，嫁鸡随鸡，嫁狗跟狗，都要看自己是怎样的生活。
